文/张明
改革开放的前30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到10%。然而2007—2019年，这一指标却由14.2%一路下降至6.1%，降幅超过50%。2020年年初，由于遭受疫情冲击，这一波下行趋势看起来仍将继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显著放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将从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实物资本、技术创新这四个方面来一一分析。
劳动力供给：两个“人口红利”递减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提供的充裕劳动力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有目共睹。人口红利可分两个层次：一是指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二是指大规模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压低了总体工资水平。那么，2008—2019年，这个两个人口红利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中国15—64岁的人口数量，由1990年的7.63亿逐渐上升至2013年10.06亿的峰值，到2018年下降至9.94亿。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则由1990年的66.7%上升至2010年74.5%的峰值，2018年下降到71.2%。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一的顶峰是2010年，从2011年起开始递减。
截至2018年，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占比，依然显著高于美国、欧盟和日本：比美国、欧盟高出5%以上，比日本高出10%以上。但2010年以来，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占比曲线下降幅度，显著高于美国与欧盟。各方面数据均显示，此后30年内中国将迎来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这意味着人口红利一将会加速衰减。
人口红利二是否也发生了衰减呢？我们可以用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的间接证据，来分析农民工供求关系的变化。2008年至今，中国农村人均真实工资收入呈更快速的增长，占城市人均收入比重已由2007年31.8%的谷底，上升到2019年的37.8%。这背后的原因是，农民工市场从最初的供过于求，转变为供不应求。
尽管中国农民工的数量，仍然由2008年的2.25亿上升至2019年的2.91亿，但年均增速却由2010年的5.4%，显著下降至2019年的0.8%。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农民工的总量就会由升转降。此外，2008年以来，中国农民工的流动还发生了两大结构性变化：一是平均年龄显著上升，由2008年的34岁上升到2018年的40.2岁；二是外出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比例显著下降，由2010年的63.3%下降至2019年的59.9%。“离土不离省”或不离市、县的情形越来越多。
随着人口红利二的衰减，用工市场供不应求，劳动力收入增速加快上升，这对劳动力本身来说是好事，对严重依赖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却是坏消息。因此，从2008年至今，中国沿海城市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已经持续下降，不少中外资企业都开始把工厂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与印度转移。
以上两种人口红利的衰减，是中国经济增速自2008年以后显著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力资本投资：城乡差距拉大隐忧凸现
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很高，因为投资回报率很高，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较强。遗憾的是，2008年以来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
我们仍以农村家庭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但不可回避的现实是，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加速，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逐渐拉大，发达地区大中城市教育水平发展实在太快，自然造成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农家孩子考上重点大学的概率下降。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统计了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背景后发现，1978—1998年，他们中来自农村的比例约占三成，而2000—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又如，自2000年以来，农村学生上大学的比例上升至新生人数的60%，但上“985”和“211”重点大学的比例不升反降。
再如，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中心和社会学系的联合调查发现，2006年招收新生中的农户子弟（入大学前户籍为农业户口）、农村子弟（居住在农村）和农民子弟（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从事农业劳动），在本科（学院）中的比例分别为47.2%、32.4%和11.5%。2010年这一比例分别上升至68.5%、50.5%和32.7%。而同一时期内，能够享受重点大学优质资源的上述几类“农”家子弟的教育机会，都出现了下降趋势。
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的大学目前收费特点是，越是重点学费通常越低，二三本的大学学费通常更高。因此，农家孩子入大学之日，往往就是家庭举债之时。由于大学扩招，二三本生数量太多，毕业时又会遭遇结构性失业压力，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更不必说偿还家庭的学费举债了。
问题接踵而来。即使这个农村孩子通过自身努力，再加上足够的运气，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在城市里安了家，小家庭的生活压力也不小，他们还能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大学生那样，给仍在乡下的兄弟姐妹以无私支持吗？
近年来很多讲述都市家庭关系故事的电视剧中，这种出身农村的男青年被称为“凤凰男”，随时随地遭遇冷嘲热讽。但为自己原生家庭提供各种支持的“凤凰男”，恰恰就是一个农村家庭所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发挥外溢作用的最重要渠道。如果预期到对特定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最终无法让其他家庭成员受益，父母还愿意长期节衣缩食，并以家中其他孩子前途受损为代价，继续做数目不菲的教育投资吗？
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逐渐下降了，农村草根基层的年轻人，仅仅通过个人努力企求实现阶层跃迁，正在遭遇越来越大的困难。当前，有一个热门词“拼爹”，不就是透露出，子女一辈人的社会阶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父母吗？
实物资本遇阻：需求增速下降 投资回报缩减
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很快，原因之一是有旺盛的内外部需求，原因之二是高储蓄率压低了融资成本。
然而，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由2008年之前的年均20%以上，一路下降至2019年的5%—6%。中国最终资本形成占GDP的比率，已由2011年的48%下降至2018年的44.8%。换言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至今，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显著下滑。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是由市场上的企业做出的，增速下滑反映了投资回报率的下降。
导致投资回报率下滑的原因之一，是内外需增速下降使中国传统制造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2014年就有学者指出，只有有效投资才能有效扩张企业的生产能力，无效投资只能加大过剩产能的堆积，并造成大量企业活力不足，它们生存的前提是消耗宝贵的信贷资源，引起信贷比例以更高速度攀升。
从内需来看，一方面2008年后全球经济增速显著走低，2008—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仅3.4%，低于2002—2007年的4.8%；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后陷入长期停滞，国家范围内的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和保守主义明显抬头，造成全球经贸摩擦持续升级。自2018年3月起至今的中美经贸摩擦就是明证。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与国际经贸摩擦的抬头，使中国传统制造业面临的外部需求增速也显著下降。
一旦内外需增速同步回落，中国传统制造业就面临产能过剩的挑战。钢铁、煤炭、平板玻璃、水泥、电解铝、船舶、光伏、风电与石化，被称为中国的九大产能过剩行业。2008—2014年，钢铁、电解铝、水泥、炼油、平板玻璃、造纸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的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国际上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警戒线一般为75%—80%，到2014年，中国的钢铁、水泥、炼油等行业的产能已经跌破国际警戒线。
产能过剩意味着企业的现有产能尚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自然没有动力去新增产能投资。同时，内外需不振导致的产能过剩也会造成中国企业的赢利能力下滑。1997年至2007年，中国国有企业总资产回报率持续上升，但2008年至2016年却持续下降，由2007年的6.4%下降至2016年的2.7%。
导致投资回报率下滑的原因之二，是中国企业融资成本显著上升，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近年来，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已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尽管政府采取了很多鼓励性政策，依然没能显著改善这一状况。造成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至少包括民营企业融资链条不断拉长、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上升（因此对违约率更高的中小企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预算软约束的地方融资平台挤压了民营企业融资等。
举例来说，最初，民营企业可以直接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融资链条只有一环。随后，商业银行只愿意把钱贷给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再将用不完的富余资金，通过下属的财务公司贷给民营企业，融资链条增加为两环。后来，国企财务公司只愿意购买信托产品，信托公司再把发行信托产品募集的资金贷给民营企业，融资链条更多至三环。最后，信托公司也不愿意直接把资金贷给民企，而是要求民企必须获得担保公司的担保，融资链条加长到四环。这就是为什么基准贷款利率为5%，民企实际借款成本却往往高达15%。
中国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还有更深层次、更中长期的原因，即储蓄率的显著下降。国内储蓄率已由2010年51.5%的峰值下降到2018年的45.7%。导致储蓄率下降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工作人口占比，在2010年到达拐点后由升转降。换言之，人口红利一的衰减造成中国储蓄率下降，这反过来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压低了投资回报率。
技术创新挑战
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后发优势，实现了持续快速的技术进步。这需要具备技术落差足够大，经济体量足够小两个条件。
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后发优势的两个前提条件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一，中外技术落差已越来越平坦化。随着中国国内技术水平的持续进步，目前与全球先进技术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第二，中国经济的体量已今非昔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GDP总量已超越日本而位居全球第二。如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当前中国GDP总量与超过美国而位居全球第一。
在两个前提条件均发生根本变化之后，中国继续发挥后发优势的难度越来越大。随着发达国家日益把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开始实施各种针对中国的高新技术出口限制，并谋求封锁与打压中国。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美国政府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打造三个“T”,即TPP、TTIP与TISA。
所谓TPP，指跨太平洋(4.330, 0.19, 4.59%)伙伴关系协定；所谓TTIP，指跨大西洋(3.130, 0.01,0.32%)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所谓TISA，指国际贸易服务协定。这三个协定象征着美国政府尝试在WTO（世贸组织）之外构建更高标准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企图。而在这三个协定中，“知识产权条款”都是最核心条款之一。美国这样做的用意，就是要用这些条款，限制中国等新兴市场大国通过从外部引入先进技术来推动国内技术进步。
特朗普上台后，虽然美国政府暂时退出了TPP谈判，但却实施了直接打压中国的策略。从2018年春季开始，美国政府悍然发动了中美贸易战，其挑起贸易摩擦的主要借口之一，就是中国在“偷窃”美国的技术，以及通过“强制性技术转让”来“迫使”在中国经营的美资企业向中方合作者转移技术。在2020年年初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就有专门章节涉及知识产权内容。
此外，美国政府还在大范围调查回国效力的华裔科学家，并显著提高了在美国学习所谓“敏感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难度。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也极力加大了对中国企业并购美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审查力度。从特朗普政府的种种举措来看，未来中国企业要想从美国获取现金技术的难度会变得越来越大。其他发达国家虽然没有美国这么极端，但中国从外国获取先进技术的难度也已越来越大，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既然后发优势难以继续发挥，那么中国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渠道，自然会转向自主创新。近些年来，中国国内技术的自主创新的确取得了重大进展。如到2016年，在11个主要的科技创新指标国际排名中，中国在研究人员数量、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高科技产品出口额这4个指标上，已位列全球第一；在研发费用、国际科学论文数、被引用数、世界500强企业数、世界500强品牌数这5个指标上，已位列全球第二。
尽管如此，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还面临以下主要不足：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仍然依赖进口、原始创新能力弱、科技力量分散重复与项目重复导致整体效率不高、以论文为主导的科技评价导向，不适应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基本要求、培养与吸引顶尖人才的体制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自主创新前景：急需突破三大制约
一是中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依然较为薄弱。在过去更加依赖外源式创新之时，淡化知识产权要求的确有助于降低中国企业的模仿成本。然而，当需要激发国内自主创新之时，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将会降低创新企业的激励，因为它使后者不能充分获得创新成果带来的收益。
二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四万亿元财政刺激方案与天量银行信贷的最大受益者是国有企业。从2016年年底以来，政府开展了金融强监管、去杠杆、控风险行动，监管强化导致影子银行与商业银行表外融资规模大幅下降。由于民营企业是影子银行与商业银行表外融资的最大受益者，这次强化金融监管使民营企业也受到了很大压力。由于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普遍强于国有企业，上述现象对于激发国内的自主创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是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有所放缓。推进国内技术自主创新需要人力资本的支持。毫无疑问，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为国内技术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如当前中国存在巨大的“工程师红利”。然而，如前所述，自2008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已显著放缓，这无疑将会影响到未来中国国内自主创新的可持续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宏观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与资产配置》（东方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本专题文章的分析和预测均为作者学术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